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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运河开发于哪个朝代

灌溉运河与农业同时产生,中国早期的运河开发,以东南而论。早在河姆渡和跨湖桥时期就已经开始。先秦时期,亦有多条史书可考的运河。
运河是沟通不同自然河流、不同水系或大海的人工河道。运河的出现和运河体系的形成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杰作，同时运河的发展又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古代运河是一个历经两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凝聚了无数先民的心血与智慧、表现出中华民族创造精神的伟大而复杂的工程。在古代运河发展和全国水运体系形成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必然会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正确区分这一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认识它的阶段性特点，是中国运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目前的运河史著作多是以朝代发展为线索来论述运河发展的历史，少有从运河自身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本文拟就中国古代运河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作一探讨。
一、春秋战国区域性运河体系初步发育时期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是中国运河产生和区域性运河体系初步发育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诸侯国出于争霸战争或经济生活的需要，开始有目的的开挖运河，一批早期运河应运而生。最早开凿的运河当属楚国庄王时期（前613~前590）孙叔敖主持开凿的沟通江、汉的“荆汉运河”和联系江、淮的“巢肥运河”。孙叔敖引发源于湖北荆山南流入长江的沮水，与发源于郢都（今湖北荆州北）附近北流入汉水的扬水相接，使长江中游的干、枝流荆江与汉水在郢都附近得以沟通，故称荆汉运河。后伍子胥率军伐楚，曾疏浚此河，所以又称“子胥渎”。孙叔敖又将发源于鸡鸣山分别流向淮河和长江的同源而异流的两支肥水在合肥附近凿河连接起来，沟通江、淮两大水系。因东南流的肥水需汇入巢湖后再入长江，故名巢肥运河。春秋末期的吴国为攻越、征楚和伐齐，争霸中原，曾先后开凿了堰渎（从太湖西接长江）、胥浦（从杭州湾北通太湖一带）、古江南河（南起吴都北至渔浦）、百尺渎（由吴都通往钱塘江北岸）、浙东运河（又名山阴故道，由绍兴至上虞，一说为越国开凿）、邗沟和菏水等数条运河。其中，邗沟的开凿在运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城下凿河，引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京杭运河的滥觞。前482年，吴人又“阙为深沟通于商（宋）、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国语·吴语》）即从菏泽引济水东流入泗水，沟通黄、淮两大水系，史称菏水运河。由吴国开凿的运河，南通钱塘，北入黄河，沟通江、淮、河、济和钱塘，初步将几大江河流域联系在一起。在东方的齐国，于都城临淄附近开凿了沟通淄、济两水的淄济运河。因济水西通中原，从而加强了临淄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战国时，魏国开凿了鸿沟，自今河南荥阳引黄河水东流经大梁城(今开封市)，折向南注入颍水, 将黄河与淮河支流颍水联接起来，同时又连接了黄淮之间的济、濮、濉、涡、汝、泗、菏等主要河流。鸿沟、菏水和邗沟等运河的开凿，使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沟通“四渎”(长江、黄河、淮河及黄河支流济水)的区域性运河体系。《史记·河渠书》记载：自禹治洪水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1] 这是一个沟通关东大平原中众多河流的东方水运交通网络，它将函谷关以东的大半个中国联系在了一起。[2]
早期运河的产生和运河体系的初步发育是先民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伟大创造，也是各诸侯国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产物，但也反映出各地区人民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客观需要。尽管各诸侯国运河自成一体，但以各诸侯国国都为中心的区域运河体系已经初步发育成型，吴之姑苏、魏之大梁、楚之郢都等就是这样的区域运河中心。江、淮、河、济四渎之水已经被连接起来，南北和东西水运通道已隐约形成，一个以各诸侯国运河为基础、连系广大关东地区的庞大的运河体系已开始出现，进而奠定了后世全国运河体系发展的基础。
人工河流不仅弥补了天然河道的不足，而且也极大缩短了各流域之间的距离，便利了各流域居民之间的交往，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一批经济都会的兴起。而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又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全国性运河体系初步形成时期
秦汉隋唐魏晋南北朝（前221~公元581）是各地运河普遍发展、全国性运河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为运河的发展和全国性运河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秦王朝重视经营水运系统，决通川防，疏浚鸿沟，沟通济、汝、淮、泗等水道；开凿连接湘、漓二水的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越绝书·吴地传》）疏浚由姑苏（今苏州）至钱塘（今杭州）的水运通道；令赭衣（囚徒）三千人开凿由镇江到丹阳的曲阿河（江南运河镇江段），即在古江南河和百尺渎基础上，进一步开浚江南运河。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被连接起来，黄河流域的船只可由水路直达岭南。秦都关中，由渭水、黄河和济水以及鸿沟、菏水系统构成的东西运道将政治中心的咸阳与经济重心的陶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源源不断地向关中漕运物质提供了便利的水运条件。
西汉时期，继续加强对全国水运网络的经营，先后修建了由长安直通黄河的关中漕渠和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荥阳漕渠，重点整治了黄河三门峡的砥柱之险。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水工徐伯主持开凿漕渠，自长安引渭河水沿渭河南岸东行150公里，至潼关附近入黄河。渠成，可行700斛大船，极大地增强了关中地区的通漕能力。荥阳漕渠为鸿沟水系的改造利用，它由荥阳北引黄河水东出，分为两道，一道由鸿沟旧道通颖水，至寿春入淮；一道由陈留东南行入泗水，再南下通淮，是为汴渠。汉初，吴王刘濞经营东南，曾组织民力疏浚邗沟，并开茱萸沟由扬州直通海陵仓以取东海渔盐之利，进一步增强了运河的经济功能。这一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东西水运通道成为交通大动脉，每年由此运道输往关中的漕粮在400万石左右，多时达600万石。
东汉初年，大司空张纯主持开凿阳渠，连接都城洛阳与黄河，各地漕船可直抵洛阳城下。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导黄河使由千乘入海，并用堰流法修成浚仪渠，黄河此后数百年得以安澜。顺帝阳嘉年间（公元132—135年），又重新治理原属鸿沟系统的“汴渠”，沿岸垒石为堤，以固运道。这些运河的开凿和治理，使洛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水运中心。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又开“邗沟”新道，使运道更为畅通；曹操在河北平原上开凿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一系列运河，建立起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平原水运网络。邺城漕船由漳水、利漕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向北可直抵河北平原北端的滦河下游，向南可由黄河抵达江淮，直至钱塘，一条贯通南北的水运大通道初步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全国性运河体系的发育受到制约，但区域性运河系统仍在不断拓展。曹魏政权在黄淮平原上开凿了淮阳渠、百尺渠、广漕渠、讨虏渠、千金渠等运河，加强了江、淮、河、海之间的水运联系。东吴政权为方便建业(今南京市)和三吴地区的水运联系而开凿了破岗渎，缩短了绕道长江的航程。西晋杜预开凿了扬口运河，加强了江汉地区的水运联系。东晋谢氏叔侄谢安、谢玄疏浚苏北运河并筑邵伯埭蓄水利航。
这一时期，运河沟通的范围更加广阔，运河通航已南过五岭，北连滦河，西通关中，初步发育成为全国规模的运河交通体系，并首次将海河、珠江水系纳入到这一体系中。一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北通涿郡（今北京市）、南达岭南、西接关中的水运网络初步形成。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割据状态下，区域性运河系统仍在不断发展，并隐隐形成一个南北沟通、东西贯通，连接钱唐、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运河大通道，从而隋唐代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运河的政治军事功能依然突出，运河的开凿首先是为了保障都城的物质供给，其次是为了运兵载粮的需要，故政治力量的推动和战争的需要依然是运河发展的主要动力，运河体系的发育也是以都城为中心向外散射扩展的。长安、洛阳、邺城、建康（南京）等都曾做过运河的中心。与此同时，运河的经济文化功能开始显现出来。运河交通已经开始成为各地区居民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方式，它促进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统一，也成为秦汉时期维持和发展全国统一局面的重要条件之一。（P43）是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运河沿线及枢纽区域的村落城邑特别是都城凭借发达的水运交通条件，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经济都会，长安、洛阳、邺城、建康等就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经济都会。
三、隋唐全国性运河体系全面发展时期
它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
广通渠，又称漕渠，是连接东西两京的水运通道。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宇文恺修复西汉的关中漕渠，从咸阳西堰引渭水经长安城北，循西汉漕渠故道，至潼关入黄河。渠成，名广通渠，又名富民渠，后改名永通渠，全长150余公里，潼关至洛阳一段利用黄河水道。
通济渠，自东都洛阳至盱眙，沟通河、淮水系。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3] 该段运河自洛阳城西开始，引谷、洛二水过城南，东北经偃师，至巩县洛河口入黄河；又自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的板渚引黄河水东南入汴渠，至浚仪(汴州)；又东南行，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睢阳(今河南商丘)，行古蕲水旧道，经夏邑、永城、安徽省的宿县、灵壁、泗县，在今江苏盱眙北入淮河，全长约 1000公里。
山阳渎，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旧道改造而成，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南到今江苏仪征东南的扬子，沟通江、淮水系。隋文帝为南下灭陈，重浚邗沟，名山阳渎。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又发淮南民10余万重修山阳渎，引故渎由扬子入长江，并全线加宽加深。
永济渠，自东都洛阳直达北方军事重镇涿郡，沟通河、海水系。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4] 该段运河自今河南武陟西北沁水北岸开渠，引沁水北向经淇(今淇县)，利用曹操所开白沟，至陶馆，以下另开新渠经临清(今河北临西)、德州(今山东德州)、静海，至独流口折向西北，又经永清与漯水，达于涿郡(治蓟县，即今北京市)，全长1000多公里。

江南运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水系。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重浚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绕太湖之东，直达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长400多公里。[5]
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流经今天八个省市，连接了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轴线，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北(永济渠)、东南(通济渠)辐射的庞大水运河网。这一放射状水运河网正与华北大平原的地形大势的走势相一致。横亘于大平原的黄河河道(含故道)高踞平原之上，构成平原南北两大部分的分水岭，恰似一张树叶的主脉，两侧河流好似支脉以黄河干流为中心向南北作放射状分流。这种形势不仅使南北运河有了水源有保证，而且也顺应了西高东低的地貌条件，充分利用了各条河流的自然流势。隋代大运河规划之严密，布局之合理，水利技术之高超，不愧是世界运河史上的杰作。
从春秋时孙叔敖开凿“荆汉运河”和“巢肥运河”起，至隋朝建立，历经千余年的发展，运河终于发育成为全国规模的运河体系。随着隋王朝的建立，一个全国划一的运河体系的建设正式提上日程。隋代大运河是在前代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计划、科学规划、新开运河与疏浚旧河并举而兴建起来的庞大规模的运河系统。
唐朝继承了隋代的运河遗产。唐代的运河系统是在隋代大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局部变更和整修而形成的。主要运河工程包括对汴渠、山阳渎、江南河和永济渠等进行多次疏浚、整治，开挖三门运河（开元新河）、涟水漕渠（官河）、湖州运河、义征运河等。其它如武德七年（624年）尉迟恭凿治百步洪、吕梁洪，开元年间（738~739）齐浣开挖伊娄河、广济新河等。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奠定了基础。
四、两宋全国运河体系繁荣发展时期
两宋（960~1279）运河是以开封、杭州为中心，以汴河、江南河为主体，全国性运河网络繁荣发展时期。北宋建都开封，依然沿用隋代的运河系统。在重点经营汴河的同时，还相继开凿了由开封通往山东地区的五丈河（广济河），通往西南和南方的蔡河(惠民河)以及作为五丈河水源的金水河。黄河、汴渠、蔡河、五丈河合称遭运四渠，共同构成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络。此外，宋初还全面疏浚流了向边境地区的河流。在今河北境内开凿了清苑运渠，于清苑（今保定）界开掘徐河、鸡距河入白河，后又自深州（今深县南）新寨镇开新河，导胡卢河水凡200里至真定府（今正定）以通漕运，以便向边境驻军输送粮赀；为保障江淮地区的运道畅通，北宋还重点整治了邗沟故道（宋代又称楚扬运河），并在其两端开凿避江、避淮的延伸线，淮河南岸由淮安至泗州的沙河、龟山运河等即为避淮河风涛而开凿的辅助运河。为加强与岭南地区之间的联系，北宋还重修灵渠，增设斗门以提高运力。
北宋运河系统的发展不仅是漕运中心由洛阳转移到开封的变化，而且也由于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由汴河、邗沟、江南河构成的南北运河的地位日趋显得重要，实际上成为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每年由此输往京师的漕粮既达600万石。北宋运河系统的发达，运河建设的成就，漕运的繁荣，漕运体系的完善，朝廷对运河的依赖程度，都超过以往。但同时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丧失，北部边境线南移，河北境内的运河主要以向边境驻军输送粮草为主，运河功能发展受到制约，且有时断时续之虞。通向关中的运道重要性下降。宋室南迁后，大运河南北交通暂时中断，全国性运河网络的发展受到影响，但以杭州为中心的区域性运河系统又重新生成。这时的江南运河成为南宋王朝的生命线，浙东运河得以开凿，一批新的运河如得胜新河、荆溪、官塘河、金坛运河、上塘河等相继建成，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联系更加密切、功能发挥更为充分的新的运河网络逐渐形成。有赖通畅而发达的漕运系统和江南经济重心区的优势，南宋王朝才得以偏安不辍。
五、元明清全国运河体系高度发展与终结时期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运河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和开发，重新开通了大运河河道，自南而北先后开凿了三条新河。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济州河，自济州(今济宁市)至东平之安山，长150里，引泗水、汶水为水源。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会通河，南至安山与济州河相接，北到临清入御河。《元史纪事本末》载：“至元二十六年，开会通河。从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开河以通运道，起须城县安山渠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引汶水以达御河，长二百五十余里，中间建闸三十有一，以时蓄泻。”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引白浮山泉为水源，自通州至都城，仅50里，但开河总长却160里，其间置闸坝20处。通惠河的开凿使京杭大运河首次实现全线贯通。至正二年（1342年）春，开京师金口河，自通州南高丽庄起，东流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全长120里，河深5丈，广5仗。以上所开新河河道皆在汴河以北，汴河以南主要利用了隋唐以来的江南运河、淮南运河等旧河道。
重新开通的南北大运河以大都为中心，从大都出发，经通惠河至通州，由通州沿御河至临清，入会通河，南下入济州河至徐州，由泗水和黄河故道至淮安入淮扬运河，由瓜洲入长江，再由丹徒入江南运河，直抵杭州，沟通河、海、江、淮、钱塘五大水系，全长1，500余公里。元代大运河不再绕道洛阳，而是从大都起，直穿山东、江苏全境，径抵江南，由原来的“弧”形变为“弦”形，路程缩短，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更直接地联系起来，由此奠定了此后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这是运河水道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至此，完全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
明清两朝相继建都北京，继续沿用元代大运河作为连接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的水运通道。为确保这一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明清两朝都不遗余力地经营运河，使运河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将古代运河的发展推向一个高峰。
明清两朝对大运河的治理，主要是围绕解决水源、保护河堤、疏浚河道、治黄保运、利用河闸围堰以控制调节水量等问题展开。其中“治黄保运”为运河治理的主要目标。因徐州至淮安清口一段运河需借助黄河河道作为运道，黄河经常决溢、迁徙。一方面要防止以河害运，即黄河北决，冲断北段运河，淤塞运道；另一方面又须“以河利运”， 即防止黄河脱离运道，不至于水源枯竭。
会通河是大运河北段治理的主要河段。元朝中后期，由于黄河经常泛滥，加上水源缺乏等原因，会通河段非淤既决，以至元末不得不以海运为主。为解决水源不足和河道淤塞问题，明代首先重浚了会通河。时人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记其事说：
“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礼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6]
宋礼等人采用汶上老人“南旺导汶”的建议，引汶水入南旺，利用南旺南北水脊的有利地势，将汶水分成两股，7/10北流入临清，3/10南流入泗水，成功地解决了会通河的水源问题。经过这次治理，京杭大运河运又重新恢复了交通动脉的功能。之后，为使运道避开黄河和泗水的侵扰，使黄、运分离，从明隆庆至清康熙中期，前后约120余年，对徐州至清口段的运河，曾多次开凿新河，先后开凿了南阳新河、泇河、通济新河、皂河、张庄新河、开河等人工运河600多里，使运河和黄河基本分离，[7] 从而避免了因黄河决口泛滥而淤塞运道的后果。此后雍正和乾隆两朝，对大运河又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疏浚治理，先后兴建了一些水利设施，提高了运河的航运价值，保证了运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畅通。
淮扬运河是大运河南段治理的重要河段。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陈瑄接受山阴故老的意见，疏浚宋代所开沙河故道，由管家湖引水入河，并更名为清江浦。“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淮扬运河穿行于湖泊之间，水情变化复杂，船行其中时有风涛之险。对这一河段的整治，主要采用开挖月河的方法，使河湖分离，以避诸湖风浪之险。明宣德七年(1432年)，陈瑄筑高邮、宝应、汜光、白马诸湖长堤，在堤上修纤道并在高邮湖堤堤内凿渠40里。同时在运河东岸置平水闸数十座以保持运河水位，俟其水涨 ，听其自泄，使“上河之水蓄泄有常，下河之水涨落以渐，水年不至于淹漫 ，旱年不至于干涸。”“自是“塘岸益坚 ，河底益深 ，便遇干旱，(漕船 )并不壅塞 。”[8]清代，在靳辅、陈演主持下，于漕船必经的清水潭，修成数十里堰月形堤坝，使水流湍急的险要河段，变成漕船“永无漂溺之患”的“永安河”。
清口运河枢纽工程是淮扬运河治理的重点工程。洪泽湖出口处的清口为黄、准、运三河交会处。为防止黄河淤塞清口运道或倒灌洪泽湖，保持清口运道畅通，清代实施了三大工程：一为逼黄引淮工程。先是明代潘季驯用“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方法，筑洪泽湖高家堰大坝。康熙年间靳辅主持河政，采用“蓄清敌黄”、“引清刷黄”的方法，修湖口大墩，逼清水二分济运，八分敌黄；二为南运口改建工程；三为灌塘济运工程。清口运河枢纽工程是中国运河史上最高水平的“巨工”，其耗资之巨，用工之多，费时之久，亦为运河史上少见。
为调节水位、保障运道畅通，明清两朝在运河上广筑堤坝、堰闸。著名者如淮安运河段的仁、义、礼、智、信五坝，淮安运河长堤，淮扬运河西岸的高邮、宝应、汜光、白马诸湖长堤，瓜洲通江口15座过船闸坝等，这些工程都有效地保障了运河功能的发挥。
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从利津入海，黄淮分离，安山至临清间运道涸竭，而淮河下游河道淤塞，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同治十三年(1874)漕船由海轮代替。光绪二十六年(1900)，漕运全罢，漕粮改折现金，海运河运全部废止。[9]至此，运河及其漕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古代运河体系的终结不等于运河的消亡。新中国成立以来，运河获得新生，部分运河河段依然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中国古代运河和运河网络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发育到全面发展，从高度繁荣到历史终结，从散射状发展到网纲式单线发展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个阶段既相互衔接又自成系统，既有对前代运河遗产的继承，又在多方面有所创新。一些重要运河河段曾为各代沿用但又不断发展。古代运河和运河网络就是两千五百年以来在经由无数次规划、开挖、疏浚、整治、改建、扩建等过程汇聚而成，并在数以百计的分段运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宏伟工程。它的发展创造了古代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个个奇迹，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