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投资什么比房地产强

㈠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投资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经济，其实就是一个投资过度的问题。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消费水平和消费意愿，不得不扩大出口消化我们的投资。为了消化存货和生产能力，政府祭出了房地产和汽车。汽车是个消费品。房地产则属性复杂，跟清代人买房置地没有什么两样。换句话说，政府鼓励民众个人投资来消化社会投资。既然房地产是最大的内需型产业，他的发展又带动了新一轮的产业投资。当这个发动机全速发展时，整个社会的资源都要被他消耗掉，社会成本大大增加；当这个发动机停止的时候，整个产业体系顿时停顿，经济风险大大提高。这是一个难题。更难的题在于换一个发动机。 陈志武说，中国企业投资，是中国市场没有完善的企业信用，不信任其他企业，难以将自己的产业链外包。中国人投资，是中国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不敢消费。掷地有声啊。 我们谈一个企业的商业模式，往往在于其主业的核心竞争力。比如戴尔，就是根据用户定制电脑，突出的是个性化和成本、物流控制。沃尔玛就是便宜，GE则是产业加金融，双核发展。但是，现实是中国公司永远都有投资冲动，做大，不考虑投资回报和资本回报，资本消耗永远过多，资本永远不够。这一特征使银行的日子很好过（偷笑一下）。 做多，对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一个梦魇。为什么房地产公司都要去建五星级酒店，都要去做商业地产，甚至亲自去办百货公司，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施工公司，自己的建材公司？更有甚者，还要去竞购电视台？（没有成功真是他的万幸。）有一点，是这些公司想到的，就是想给自己的公司多置办些固定资产----同样还是买田置地式的思维。这一点上，老潘想得最透彻，放弃这个思维，去忽悠别人这个梦想。这就是老潘的商业模式，一招鲜就够了。 做大，也是对商业模式的巨大考验。万科为什么非要做一千亿销售额？为什么要从一个优秀的公司变成一个大公司？万科的快速扩张，正越来越多地陷入越来越多的漩涡。茅台为什么要扩大产量到2万吨？要知道，茅台的商业模式其实就是一个稀缺性，供货越少，利润越高。因为，大量的茅台要被收藏起来。如果茅台像可口可乐一样卖，那他只能是可口可乐的价格，不会有可口可乐的市值。没有人拿可乐收藏，很多人收藏茅台。可乐喝完了不会有记忆，下一分钟还想再来一罐，茅台喝了呢保证你要美妙半天，几天内不会再主动喝它。不能否认茅台是家好公司，但如果我拥有茅台公司，我的办法是回购股票，保持品质，控制产量，减少资本支出。 中国的企业总是想做大，中国平安想买外国公司，发了一个1600亿融资计划。中国的公司，消耗了投资者的资本，带来的是学费。美国的公司，消耗了投资者的资本，留下的是一场场的技术革命。这就是现实的差距。 远离资本消耗型公司。

㈡ 陈志武：为什么公立大学钱少，却花重金搞体育

投入这么多只是想拿个金牌榜第一位，只是在充大头，实质都没改变，美国依然是体育强国。投资这么多钱就为个金牌榜第一值得吗？中国有多少贫困山区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啊。你看看中国那些夺金项目是什么（举重，跳水，体操等）人家外国都没多少人玩这些项目。试想一下，你平时会不会玩这些项目啊？这些钱投资了就是为个金牌，就是为了培养这一两个冠军，而我们这些平常的人连这些运动器材摸都没摸过。而我们平时玩的最多的体育项目田径，游泳，足球，篮球这些成绩中国连一些非洲国家都不如，还谈什么体育强国（游泳津巴布苇1金3银 田径不用多说长跑项目都被人家垄断了，足球尼日利亚闯进决赛）更讽刺的是，尼日利亚在全场90%中国球迷面前打出的标语（我们体操不行，我们乒乓球不行，但我们足球行）....
还有花这么多钱培养的运动员，你看看他们退役的年龄（30出头就退役，有的20几岁就退役）他们根本都没那种对体育的执着。你看看人家老佩尔森42岁高龄跟中国乒乓军团对抗了几代运动员了。俄罗斯跳水名将萨乌丁，你看看那个马拉松运动员38岁拿冠军，还有很多很多。而中国军团出过几个这样的人啊，几乎都是拿了冠军就退役（可能奖金够他们花吧）
而美国队联邦政府是一分钱都不投资在运动员身上，但美国照样能拿金牌，他们靠的是他们那些运动体制（大学体育联盟和俱乐部）。大学为美国培养了很多冠军，而中国的运动员有几个是从大学出来啊。
而再看看俄罗斯军团吧，一个没落贵族，他们上世纪80，90年代的体坛霸主，而他们当时就是靠着这种金钱培养冠军的模式令到他们拿到很多金牌。而这种模式现在瓦解了，只能靠一些传统的项目勉强守住第三。而讽刺的是他们这种模式瓦解后，一些大众化运动却迅速崛起，足球历史性杀进欧洲杯4强，篮球拿了欧锦赛冠军。
美国代表团和俄罗斯代表团的例子说明，不要急功近利，培养群众运动的兴趣才是关键。拿这么几块金牌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觉得能够参与已经就是胜利了。
如果用这些钱搞科研，搞教育（12年义务教育）比花在培养个奥运冠军身上更值得。

我不是在说运动员的问题，也不是领导者的问题，而是一个政策的问题。运动员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

㈢ 陈志武、许小年、郎咸平，这三个人谁的学术地位更高、社会影响会更大谢谢！

学术这个我还不敢确定，老狼很多东西说的都很对，但也有跑火车的时候，社会影响郎咸平毫无疑问第一。

㈣ 公司应该选择在什么地方上市

他念的本科和硕士专业都是计算机，1990年，陈志武成为耶鲁大学的金融学博士。如今，他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普纳思经济管理研究院联合学术主席。 在潜心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同时，陈志武教授与朋友一起创立了美国价值引擎公司和华尔街Zebra对冲基金公司，并担任Zebra对冲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Zebra基金95%的操作，都是依靠陈志武教授研究出的数理模型来操作。 从2001年开始，陈志武教授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并“以中国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经历或者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从文化和历史中寻找灵感和论据，解读各种“中国问题”，对房地产、人民币升值、民间金融、城乡差距等几乎所有中国的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不久前，陈志武教授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为来自金融领域的EMBA学生教授投资管理的课程。） 公司选择在何地上市？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到境外上市，他们也同时面临一个在什么地方上市的问题。陈志武教授认为，选择上市地点涉及到相关法律、上市成本、公司影响力以及投资者偏好等诸多要素，因此需要综合各种要素来考虑。 一般来说，一个公司在上市所在国家的销售额越大，那么该公司在该国家的品牌知名度也就越高，该公司在该国股票市场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主要销售额在境外的中国公司，也会选择在境外上市。 其次，选择在离自己文化和地理位置靠近的国家上市，该公司的股票表现会较好。例如那些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公司通常会选择在美国上市。还有一个例子是在芬兰，说瑞典语的人喜欢买那些公司CEO也说瑞典语的股票。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美国上市的印度公司往往能够溢价发行，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往往是折价发行。陈志武教授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投资者往往更信任和他们说同样语言、并且法律制度比较相似的印度，而不是中国。 但这一个定律并非总是有效。例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大约22倍），远高于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平均市盈率（不到6倍）。陈志武教授解释，这是因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相比，美国的投资者更加了解中国市场。 如果该公司所处的行业恰好也是上市所在国（或地区）投资者比较熟悉的行业，这样的股票往往会有不错的表现。比如在香港上市的金融、房产和航运行业的股票表现较好，而高科技行业的股票则表现一般，因为香港的投资者对前者更熟悉。 一种新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倾向于在发达国家上市。1997年，80%的外资都投向发达国家。陈志武教授解释说，这说明在任何国家都不能用武力保护海外资产后，投资者更愿意把钱投向有法治、产权受保护的发达国家。 另外一种趋势是，越来越多业绩良好的内地民营企业跑到境外去上市，而且取得了比在内地上市更好的表现，并由此导致中国内地在境外上市的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普遍好于在内地上市的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 市场透明度与股市动向 陈志武教授对市场透明度和股市动向的相关性的研究表明，市场透明度越高，那么在该市场中股票向同一个方向走的概率越小，也就是说股票涨跌的相关度越低。一个成熟的市场往往是那些市场高度透明的国家和地区。 在一个市场透明度较低的市场，往往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在这样的市场，那些业绩不好的公司往往通过造假来获得更好的股市表现，这将导致业绩较好的公司选择退市，后来市场上只存在业绩较差的公司，最终导致市场关闭。 陈志武教授对1991年后中国股票向同一个方向走的比例做的研究表明（参见附表），中国股市在2000年的股票向同一个方向走的概率最低，在最近几年呈上升趋势。他解释说，这意味着中国股市的市场透明度在最近几年有下降趋势。 陈志武教授举例说，中国证监会在2002年后对上市公司处以罚款的数量和金额都在下降，同时上市公司对媒体诉讼并胜诉的数量却在上升。陈志武教授解释说，这从某个侧面反映出媒体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陈志武教授认为，新闻报道并不一定对公司的股价有负面作用，恰恰相反，一个公司的媒体的曝光率往往和公司的股价成正相关性。一家公司在媒体中出现的频率越高，这家公司的品牌价值就越高，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和市盈率也就越高。与此同时，公司的形象广告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 其中最知名的例子是中海油。几年前，为了上市，中海油做了大量的公司形象广告，并且在媒体中频频曝光。一段时间下来，中海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中石化与中石油变得旗鼓相当，虽然中海油的规模比后两者要小很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跨国公司喜欢在许多证券市场上市的主要原因。因为在该地市场上市能大大增加该公司在该国家媒体曝光的可能性，从而提高该公司的品牌知名度，从而促进该品牌在该国家的销售。

㈤ 你如何评价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

《金融逻辑》这篇文章具有通俗的语言，还是有着独到的观点。总得看起来就像是一篇网络的文章，不像是一本经济类的书籍。这本书总得来说并没有什么严谨的逻辑和知识体系。看完这本书，可能会有一种洗脑的感觉，有可能会刷新自己的三观，改变自己对金融经济的认识。

作者用朴实的语言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本书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且涉及到了许多国外的经济发展历史。

对于我个人，在没有看这本书之前，我觉得金融业界是上层人玩的游戏，对股票证券这类金融产品有着一种神秘感和三分敬畏。从这种层面上多少也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一种无知，更准确的来说是，我作为一个当代的大学生是多么的无知，至少我能不能代表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这个论断还需商榷。

㈥ 陈志武 中国政府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中国的.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㈦ 陈志武：我为什么主张国退民进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都打开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阀门。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一场“国进民退”的运动正如火如荼。我想提醒的是，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对行业准入进行审批、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远期经济上的消极后果外，还会对宪政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国有企业的存在威胁法治精神、破坏规则的公平性，因为在法律、规则和政策面前，国企和民企是不平等的。
如果去了解一下近现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凡是有过公有制历史的国家，宪政都不是它们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比如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比之下，那些宪政法治比较可靠的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为什么？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当然，我并不是说私有制会必然导致宪政法治，私有制不是宪政法治的充分条件，但是必要条件，国有制或公有制必然会导致宪政法治的缺失。为什么会这样呢？
国有制之下没有真正的平等竞争
除了看到前国有经济国家的经历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大样本、更一般层面上，看国有经济对宪政法治的影响。我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按照从1970到1991年每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把64个国家分成三个等份组。结果，我发现，国有企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法治指数就越低，宪政水平越低。在搜集的72个国家的数据里，我发现，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越高，法治水平就越低。用我们的话来说，政府越穷的国家里，法治水平越高。一国的宪政法治水平与其政府可以花费的收入成反比！在这72个国家里，我还发现，政府开支相对GDP的比重越高，腐败越严重。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政府没有钱，即使官员们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没有让腐败滋生的基础。
这种基于大样本的数据统计方法，比起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来，更有它的科学性。但是，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让人感觉太抽象。到底法治水平跟国有经济比重的负相关关系，是一种统计上的偶然呢？还是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如果其因果关系并非偶然，那么其传导机制又是如何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民营企业）有什么不同？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或者说广义上的政府。国家具有我们普通人或私营企业没有的优势：国家包括议会，有权修改法律。如果国家觉得某个规则对国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规则，使国企处于优势地位。此外，国家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执法的权力。如果一个公司背后的股东拥有立法权、法律解释权、司法权、执法权以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那么，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会和没有国家背景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呢？它怎么可能跟私人、民企平等？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国有或私有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看经济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他们说，只要市场的逻辑得到尊重，只要市场规则对国企、民企都一致，所有权属国家，还是私人，并不重要。我要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国企和民企从一出生，起点就不平等：以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国家，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选择，是规则对所有参与者平等。但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这就使国有企业在法律面前比民有企业更为优越。非国有企业、私人企业无法在法律和强制力面前与国企平等。一个国家如果采用国有制，长此以往，即使起初是法治，也会慢慢腐蚀蜕变~

㈧ 人们对陈志武的评价

他是一个黄皮肤的美国人。记住，是美国人。
所以他并不是汉奸，而是一个服务美专国利益的小马仔属。美国人把他包装成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让他来中国收集情报，忽悠民众，鼓吹开放金融市场，土地私有化等等。
基本上，公知、带路党之类的，尤其是黄皮肤的，当然是拿着美国各种基金会的钱为美国服务，再利用国人的同乡同族心里到处忽悠骗钱，两头赚。
中国人是必须要把陈志武的言论扔进垃圾桶的。当然，把陈志武这个人扔进垃圾桶是不文明了点，但丢进黄河里洗一洗倒是可以的，哈哈。

㈨ 堪培拉居民喜欢投资什么样的房产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经济，其实就是一个投资过度的问题。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消费水平和消费意愿，不得不扩大出口消化我们的投资。为了消化存货和生产能力，政府祭出了房地产和汽车。汽车是个消费品。房地产则属性复杂，跟清代人买房置地没有什么两样。换句话说，政府鼓励民众个人投资来消化社会投资。既然房地产是最大的内需型产业，他的发展又带动了新一轮的产业投资。当这个发动机全速发展时，整个社会的资源都要被他消耗掉，社会成本大大增加；当这个发动机停止的时候，整个产业体系顿时停顿，经济风险大大提高。这是一个难题。更难的题在于换一个发动机。陈志武说，中国企业投资，是中国市场没有完善的企业信用，不信任其他企业，难以将自己的产业链外包。中国人投资，是中国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不敢消费。掷地有声啊。我们谈一个企业的商业模式，往往在于其主业的核心竞争力。比如戴尔，就是根据用户定制电脑，突出的是个性化和成本、物流控制。沃尔玛就是便宜，GE则是产业加金融，双核发展。但是，现实是中国公司永远都有投资冲动，做大，不考虑投资回报和资本回报，资本消耗永远过多，资本永远不够。这一特征使银行的日子很好过（偷笑一下）。做多，对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一个梦魇。为什么房地产公司都要去建五星级酒店，都要去做商业地产，甚至亲自去办百货公司，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施工公司，自己的建材公司？更有甚者，还要去竞购电视台？（没有成功真是他的万幸。）有一点，是这些公司想到的，就是想给自己的公司多置办些固定资产----同样还是买田置地式的思维。这一点上，老潘想得最透彻，放弃这个思维，去忽悠别人这个梦想。这就是老潘的商业模式，一招鲜就够了。做大，也是对商业模式的巨大考验。万科为什么非要做一千亿销售额？为什么要从一个优秀的公司变成一个大公司？万科的快速扩张，正越来越多地陷入越来越多的漩涡。茅台为什么要扩大产量到2万吨？要知道，茅台的商业模式其实就是一个稀缺性，供货越少，利润越高。因为，大量的茅台要被收藏起来。如果茅台像可口可乐一样卖，那他只能是可口可乐的价格，不会有可口可乐的市值。没有人拿可乐收藏，很多人收藏茅台。可乐喝完了不会有记忆，下一分钟还想再来一罐，茅台喝了呢保证你要美妙半天，几天内不会再主动喝它。旦郸测肝爻菲诧十超姜不能否认茅台是家好公司，但如果我拥有茅台公司，我的办法是回购股票，保持品质，控制产量，减少资本支出。中国的企业总是想做大，中国平安想买外国公司，发了一个1600亿融资计划。中国的公司，消耗了投资者的资本，带来的是学费。美国的公司，消耗了投资者的资本，留下的是一场场的技术革命。这就是现实的差距。远离资本消耗型公司。

㈩ 陈志武的学术论著

我们的政府有多大？
于建嵘对话陈志武：把土地还给农民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
中国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
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
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
什么使“三农”问题恶化？
国有制为何抑制民间消费和投资？
再谈西方崛起靠的不是掠夺
商业化发展将继续转型中国社会
房产市场调控的是与非
从依赖亲情和友情转变到依赖市场后，中国的钱当然更多
回归十周年看香港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
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
现在钱的确多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大国崛起：面向全球的中国
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什么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
反思高利贷与民间金融
解读经济学在中国的现状——经济学与媒体是如何互动发展的？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从诉讼案例看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
进一步私有化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跨国产权秩序历史变迁及对中国的启示
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跨国”
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如何改变民企股在香港的遭遇？
农业发展的极限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立法，立法，再立法
“武打”、法治与经济秩序
单极秩序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
让证券市场孕育中产阶级
证券市场需要更多制度资本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
中国历史上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
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
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
治国的金融之道
代议制与市场：划分四类国家——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中国十几年的股市奇迹
谁来监督“监管委员会”中国会计师的困境
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
金融创新的社会环境
陈志武做客搜狐经济学人论坛：产权保护是一种极微妙的社会状态。
2008年出版《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非理性亢奋》。
2009年出版《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最新影像版、《金融的逻辑》、《24堂财富课》。
2010年目前已出版《陈志武说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