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為什麼恩格斯認為蒲魯東主義者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是不可取的
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科學的解釋。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分析和闡述也有版一個逐漸深化和權發展的過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針對蒲魯東主義者散布解決工人階級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寫了一組重要文章，先後發表在《人民國家報》上，而後以《論住宅問題》為題出版了單行本。在《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魯東主義者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的理論基礎——「永恆公平」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住宅問題的解決總是有利於資產者
2. 誰知道恩格斯《論住宅》的一段原文我想找到他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居住權、財產權的對比分析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節選）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像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並且這個過渡還由於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裡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辟，鐵路穿過市內。正當工人成群湧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房卻在大批拆除。於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房短缺。在開初就作為工業中心而興起的城市中，這種住房短缺幾乎不存在。例如曼徹斯特、利茲、布拉德福德、巴門—埃爾伯費爾德就是這樣。相反，在倫敦、巴黎、柏林和維也納這些地方，住房短缺曾經具有急性發作的形式，而且現在多半還像慢性病似地繼續存在著。
正是標志著德國發生工業革命的這種急性發作的住房短缺，使當時的報刊上登滿了討論「住宅問題」的文章，各種社會庸醫乘機而出。
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的核心就是工人擁有自己住房的所有權。
1887 年1 月10 日於倫敦
載於1887 年1 月15 和22 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 和4 號，並載於1887 年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的《論住宅問題》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第372—382 頁
第一篇 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住房短缺也是這樣。現代大城市的擴展，使城內某些地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人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原先建築在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沒有這樣提高價值，反而降低了價值，因為這種房屋同改變了的環境已經不相稱；它們被拆毀，改建成別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這種情形，因為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戶擠得極滿的時候，也永遠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極緩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額。這些住房被拆毀，在原地興建商店、貨棧或公共建築物。波拿巴政權曾通過歐斯曼在巴黎利用這種趨勢來大肆敲詐勒索，大發橫財。但是歐斯曼的幽靈也曾漫步倫敦、曼徹斯特和利物浦，而且在柏林和維也納似乎也感到親切如家鄉。結果工人從市中心被排擠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較小的住房都變得又少又貴，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建造昂貴住房為建築業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機場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種例外。所以，這種租房難的現象對工人的打擊無疑要比對富裕階級的打擊厲害；但是這種情況正如小店主的欺騙一樣，不是一種僅僅傷害工人階級的禍害，並且因為它傷害了工人階級，所以發展到一定程度和經過一定時間以後，必然同樣會在經濟上受到某種抵銷。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這種痛苦，是蒲魯東所屬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尤其愛研究的問題。所以，我們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首先抓住我們已經說過的決非只是工人問題的住宅問題，並且反過來又把住宅問題說成是一個十足的僅僅有關工人的問題，這決不是偶然的。
那麼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里，這個問題同其他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是靠供求的逐漸的經濟上的均衡來加以解決。這樣解決了之後，問題又會不斷產生，所以也就等於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當時的情況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既然我們不必為未來社會的組織臆造種種空想方案，探討這個問題也就是完全多餘的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決現實的「住房短缺」問題。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或者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進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徵用民宅供軍隊宿營那樣容易實現了。
關於在美國怎樣自然而然地形成這種把工人束縛在大城市或新興城市附近自己的「住房」上來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1886 年11 月28 日的印第安納波利斯來信中一段話可以說明：「在堪薩斯城內，或者確切些說，是在城郊，我們看見一些可憐的小木房，每幢木房大致有3 個房間，小木房聽處地段還很荒僻；地皮價值600 美元，面積正好可以容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600 美元，所以為了獲得到處是爛泥的荒郊中離城裡一個鍾頭路程的一所倒霉的小房子，總共要費去4800 馬克。」這樣，工人就必須負起沉重的抵押債務，才能得到這種住房，於是他們就真正變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隸；他們被自己的房屋拴住了，不能離開，只好同意接受向他們提出的任何勞動條件。
1887 年1 月10 日於倫敦
載於1887 年1 月15 和22 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 和4 號，並載於1887 年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的《論住宅問題》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第372—382 頁
第二篇 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無論如何，薩克斯先生現在已經把開始時提出來的問題解決了：工人因獲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為資本家」了。
資本就是對他人無酬勞動的支配。因此，只有當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給第三者，並以租金形式攫取第三者的一部分勞動產品時，他的小屋子才成為資本。由於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裡，所以這屋子恰好就不會變成資本，正如我從裁縫那裡買來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資本一樣。擁有價值1000 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確不再是無產者了，然而只有薩克斯先生這樣的人才能稱他是資本家。
我們的向導為了讓我們往山下邁出第一步，教導我們說，工人住房制度有兩種：一種是小宅子制，每個工人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而且可能還有一個小園圃，像在英國那樣；另一種是營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許多戶工人，像在巴黎、維也納等等地方那樣。介乎兩者之間的是德國北部流行的制度。誠然，小宅子制是唯一恰當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權的制度；營房制對健康、道德和家庭寧靜來說確有很大的缺點，——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房短缺的中心地點，在大城市裡，小宅子制因為地價昂貴而不能實行，所以，如果那裡不是修建大營房而能建造有4—6 套住宅的房屋，或者運用各種建築上的巧妙方法把營房制的最重大缺點消除，也就應該感到欣幸了（第71—92 頁）。
可見，資產階級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顯然遭到了失敗，由於碰到城鄉對立而遭到了失敗。在這里我們接觸到了問題的核心。住宅問題，只有當社會已經得到充分改造，從而可能著手消滅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已達到極其尖銳程度的城鄉對立時，才能獲得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不能消滅這種對立，相反，它必然使這種對立日益尖銳化。對此，現代第一批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和傅立葉已經有正確的認識。在他們的模範大樓中，城鄉對立已經不存在了。可見，這里的情形恰好與薩克斯先生所斷言的相反：並不是住宅問題的解決同時就會導致社會問題的解決，而只是由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即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才同時使得解決住宅問題成為可能。想解決住宅問題又想把現代大城市保留下來，那是荒謬的。但是，現代大城市只有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件事一開始，那就不是給每個工人一所歸他所有的小屋子的問題，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們往下就可以看到，這種獲取所有權的方法在英國的互助性的建築協會里早就採用了，根本不必由阿爾薩斯的波拿巴分子來發明。為購買房屋而付出的加價房租同英國比起來是相當高的；例如，工人在15 年內累計付出4500 法郎以後，能取得一所在15 年前值3300 法郎的房屋。一個工人如果要搬到別的地方或者哪怕僅僅欠了一個月的房租（在這種場合，他就可以被趕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價的6 2/3％計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價值是3000法郎，每月就是17 法郎），而把余數退還給他，但不付分文利息。顯而易見，在這種情形下，建築協會即使沒有「國家幫助」也會大發其財。同樣顯而易見，在這種條件下提供的住房，只因為位於城外半農村地區，才優於城內的舊的營房式的住房。
資本即使能夠辦到，也不願意消除住房短缺，這一點現在已經完全弄清了。於是只剩下其他兩個出路：工人自助和國家幫助。
薩克斯先生是一個自助辦法的熱烈崇拜者，在住宅問題方面也能說出自助所創造的一些奇跡。可惜他一開始就不得不承認，自助只是在已經實行或可能實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農村，才能起點作用；在大城市中，甚至在英國，只能產生極有限的作用。
十分明顯，現代的國家不能夠也不願意消除住房災難。國家無非是有財產者階級即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用來反對被剝削階級即農民和工人的有組織的總權力。個別資本家（這里與問題有關的只是資本家，因為參加這種事業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資本家資格出現的）不願意做的事情，他們的國家也不願意做。因此，如果說個別資本家對住房短缺雖然也感到遺憾，卻未必會勸說什麼人去從表面上掩飾由此產生的極其可怕的後果，那麼，總資本家，即國家，也並不會做出更多的事情。國家頂多也只是會設法在各地均衡地推行已經成為通例的表面掩飾工作。我們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
這就是資產階級實際解決住宅問題的一個明顯的例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我們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邊的這些傳染病發源地、極惡劣的洞穴和地窟，並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同一個經濟必然性在一個地方產生了這些東西，在另一個地方也會再產生它們。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解決辦法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佔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
第三篇 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
（2）住宅問題有一個優點，即它並不僅僅是有關工人的問題，而是「同小資產階級有極大的利害關系」，因為「真正中間階級」由此所受的痛苦同無產階級「一樣厲害，也許還更厲害些」。誰要是宣稱小資產階級——哪怕僅僅在一個方面——所受的痛苦「比無產階級也許還更厲害些」，那麼當人家把他歸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中間的時候，他就確實不能抱怨了。因此，當我說了下面這段話時，米爾柏格難道有理由感到不快：
「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這種痛苦，是蒲魯東所屬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尤其愛研究的問題。所以，我們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首先抓住我們已經說過的決非只是工人問題的住宅問題，這決不是偶然的。」
消滅城鄉對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資本家與雇傭工人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李比希在他論農業化學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堅決地要求這樣做，他在這些著作中一貫堅持的第一個要求就是人應當把取自土地的東西還給土地，並證明說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存在只能阻礙這一點的實現。當你看到僅僅倫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費用，才能把比全薩克森王國所排出的還要多的糞便傾拋到海里去，當你看到必須有多麼龐大的設施才能使這些糞便不致毒害倫敦全城，那麼消滅城鄉對立的這個空想便有了值得注意的實際基礎。甚至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穢氣中喘息至少也有30 年了。另一方面，像蒲魯東那樣想變革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而同時又保留農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於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緊密的聯系，並適應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擴充起來——同時這要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種與世隔絕的和愚昧無知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斷定人們只有在消除城鄉對立後才能從他們以往歷史所鑄造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這完全不是空想；當有人硬要「從現有情況出發」預先規定一種據說可用來消除現存社會中這種或其他任何一種對立的形式時，那才是空想。
寫於1872 年5 月—1873 年1 月
載於1872 年6 月26 和29 日，7 月3 日，12 月25 和28 日《人民國家報》第51、52、53、103 和104 號；1873 年1 月4 和8 日，2 月8、12、19 和22日《人民國家報》第2、3、12、13、15 和16 號；並於1872—1873 年以3個分冊在萊比錫出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 卷第233—321 頁
3. 恩格斯如何論述法的起源和發展問題的
法律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這是法理學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科學的解釋。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分析和闡述也有一個逐漸深化和發展的過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針對蒲魯東主義者散布解決工人階級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寫了一組重要文章，先後發表在《人民國家報》上，而後以《論住宅問題》為題出版了單行本。在《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魯東主義者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的理論基礎——「永恆公平」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住宅問題的解決總是有利於資產者，資產階級法律不可能解決住宅問題，並從正面科學地揭示了法、法學與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聯系，對法律起源問題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闡述，然而由於受科學資料和研究成果的歷史局限，恩格斯關於法律起源的論述中仍然包涵著若干沒有獲得解決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人類學研究的迅速進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爾根關於史前史研究的權威成果，才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觀條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爾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一本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和法的問題的傑出著作，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定型之作。
《論住宅問題》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闡述與存疑《論住宅問題》是恩格斯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蒲魯東主義者）論戰的產物。法律的起源是這場論戰過程中涉及的主要問題之一。
在恩格斯看來，與國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問題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歷史觀根本對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他指出：「唯物史觀是以一定的歷史時期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實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7頁。）但是，這個研究的基本點卻很容易被忽略，「人們往往忘記他們的法權起源於經濟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起源於動物一樣。」（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9頁。）例如，拉薩爾在他的那本法學專著《既得權利體系》中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就是「要證明法權不是起源於經濟關系，而是起源於『僅以法哲學為發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8頁。）至於蒲魯東主義者A·米爾伯格，更毫無掩飾地宣布法權為「永恆公平」或「永恆正義」的產物。諸如此類的觀點，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嚴厲駁斥的「法學家幻想」的典型表現。
4. 如何評價恩格斯對於房貸的看法
恩格斯所說的住宅問題並不是泛指任何時代的住宅問題，而是指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一個特殊現象。今天的中國恰恰在重復德國「昨天的故事」，在我國城市面臨的問題中，最為緊迫的問題莫過於住房問題。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尤為嚴峻。
市場經濟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可以合理地分配資源，從而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但是市場經濟能夠獨自擔此重任嗎？隨著社會的發展，新的問題在不斷出現，我們的改革似乎永遠趕不上出現的問題，我們的工資增長似乎也永遠趕不上飛漲的房價。對於許多青年人來說，在城裡有一個溫暖的家已經成了個可望不可及的夢想。這不僅僅對於農民工而言是這樣，對於許多白領來說情況也並不好到哪裡。
住宅問題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個政治問題。第一，房價上漲是經濟發展的產物，是「現代大城市擴展」的後果。第二，房價（地皮價值）是被「人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的。如果說第一個問題是經濟問題的話，毫無疑問，第二個問題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問題了。住房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它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涉及社會的公平與公正。
歷史是如此驚人的相似，恩格斯的文章雖然已經發表了一個多世紀，但也許是巧合，今天的中國竟然與昨天的德國面臨相似的問題。至於解決問題的良葯，則是見仁見智。
5. 恩格斯說的住宅問題，是出在那篇著作
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
講道理，恩格斯的想法沒錯，但是問題是那個時候的經濟學從來沒有考慮過人的感受問題，也就是心理學那個時候還沒有介入其中，心理學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作為專門的學科從哲學范圍內獨立出來。
因為心理學研究的深入，經濟學的理論裡面一直難以解釋的一部分現象被補充了。過往經濟學認為的沒有價值的東西，在心理學的范圍內被證明了其價值，以及對人的作用。人本主義的需求理論很大程度上的改變了人的價值觀。其中指出人不僅僅需要滿足生理上和安全上的需求，還存在社交、尊重、以及自我價值實現的需求。
其中，房屋問題、奢侈品這些問題就可以和尊重這個需求掛鉤，過往經濟學中認為是不明智的投資，現在看來是滿足人類需求的合理消費行為。之後，又出現了健康心理學，開始強調心理狀態和人的身體健康有著聯系，由此某些被認為沒有必要的消費甚至可能是和個體的健康也存在聯系。
所以，你要問一百多年前的理論到底還能不能適用，答案是在經濟學范圍是可以的。但是，科學在發展，人觀察事物的角度也在逐漸多元化，如果考慮到心理學的因素，那麼這個觀點恐怕就有待商榷了。就好像馬克思在《資本論》裡面描述資本主義最後會怎麼樣土崩瓦解，結果呢？全球化、反壟斷法、國際貿易組織，這些新的解決方案正在一點一點試圖粉碎馬克思的預言。人類社會的科學發展是加速進行的，可能幾百年前偉人的預言確實可以實現，但是之後隨著各種學科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那些預言實現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低了。
6. 法律起源
華裔人類學家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認為，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有兩種類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會的演進以突破性方式為特徵，另一種是非西方式的，社會的演化進程是連續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國文明最具典型。比較中西國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國國家的形成並不是如同古希、羅馬那樣以氏族組織的瓦解為代價，也不是表現為調和舊貴族與平民的沖突，它有自己的發展道路。隨著原先部落社會的平等原則被打破，社會出現了「分層」，男子的勞動在農業、手工業、畜牧業等主要生產部門中占據主導地位，少數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資料、資源，這些人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權，在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中，位於頂端，是最高的權力中心和主宰，所謂「帝，天神也」，「執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1]《說文》中也說「帝、諦，王天下之號也」，可見，中國國家前的這種組織結構明顯與以「民主」、「平等」為組織原則的西方部落聯盟不同，它沒有相應的權力或機關可以與之抗衡，由於國家的產生沒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與國、政權與族權混然一體，融為一爐。這種獨特的國家演進模式，對中國法律有重大影響，致使中國法律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統治，具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
戰國李悝著《法經》六篇，打開了中國成文法發展的先河，但將《盜法》和《賊法》列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指導思想影響，奠定了中國傳統法律重罪名，重刑罰，重打擊的格局。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當數先秦法家。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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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誰知道恩格斯的資料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1.28—1895.8.5）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和領袖，馬克思的親密戰友。生於普魯士萊茵省巴門市。父親是個紡織廠主。1837年中學未業，就被迫經商。在不來梅供職時，接近激進的文學團體「青年德意志」，在其刊物《德意志電訊》上發表《烏培河谷來信》，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1841年去柏林服兵役，在此期間經常到柏林大學聽課，參加了青年黑格爾派小組，寫了《謝林和啟示》等著作，對謝林的神秘主義觀點進行了批判。1842年9月服役期滿後到英國曼徹斯特他父親同別人合營的企業里工作。在這里，經常到工廠和工人住宅區去調查研究工人階級的狀況，同英國憲章運動的活動家來往，同時為《萊茵報》和其他報刊撰稿。1844年2月在《德法年鑒》上發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從社會主義觀點出發，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批判。這時，他已由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由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從英國回國，途經巴黎時會見了馬克思，此後並肩戰斗終身。在巴黎和馬克思合寫了《神聖家族》，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哲學，闡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1845年3月完成《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一次說明了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受苦的階級，而且是能夠爭取自身最終解放的階級，提出了社會主義要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思想。1845年在布魯塞爾和馬克思合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進一步批判了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揭露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反動面目，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1846年和1847年與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共同建立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和德意志工人協會，在工人組織中成功地進行了反對蒲魯東主義、魏特林平均共產主義和「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斗爭。1847年同馬克思一起加入共產主義者同盟，為該同盟先後起草了《共產主義信條》和《共產主義原理》兩個綱領草案。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後，馬克思和R恩格斯受大會委託，於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合寫了科學共產主義的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宣言》成為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指南。
1848年，德國革命爆發後，恩格斯同馬克思一起從法國回到德國，創辦《新萊茵報》，把無產階級群眾團結在周圍，進行了大量的革命工作。1849年5—7月，親自參加了德國人民武裝起義，表現了卓越的軍事才能。起義被鎮壓後，經 瑞士前往倫敦，與馬克思共同重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地方組織和中央委員會。1850—1852年為總結1848年革命的經驗，寫了《德國農民戰爭》、《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兩書。為了從經濟上幫助馬克思，1850年11月重返曼徹斯特，從事商業活動，直到1870年移居倫敦。在這二十年間，同馬克思幾乎天天通信，商討各種政治問題以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各種問題。1851—1862年，在《紐約每日論壇報》和其他報刊上發表文章，論述並支持義大利、愛爾蘭、波蘭、德國、美國等國人民以及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以極大興趣研究軍事理論，寫了大量具有預見性的軍事文章。同時，十分關心英國的憲章運動。
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成立後，恩格斯同馬克思一起積極地參加了國際的領導工作，同蒲魯東派、巴枯寧派、工聯派、拉薩爾派進行了原則性的斗爭，為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主導地位奠定了基礎。1870年7月普法戰爭爆發後，發表了一系列軍事評論文章，科學地估計了戰爭的進程。在1871年3月，巴黎工人舉行武裝起義，建立了巴黎公社以後，同馬克思一起積極支持巴黎公社。1872—1873年，寫了批判蒲魯東主義者的《論住宅問題》。第一國際解散後，在馬克思主要致力於寫作《資本論》的情況下，承擔了在定期報刊上，特別是在同敵對思潮的斗爭中發表他們的見解的任務。1875年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與機會主義拉薩爾派合並時，同馬克思一起，嚴肅地批判了愛森納赫派領袖的投降主義立場，批判了《哥達綱領》中的拉薩爾主義觀點。1876－1878年，寫了《反杜林論》一書，對杜林的觀點進行了全面的批判，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1879年，同馬克思合寫了有名的《通告信》，批判德國黨內蘇黎世三人團的改良主義和投降主義。從70年代初至1883年，致力於研究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並作了許多札記，對當時自然科學的最重要成就作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概括，逝世後這些札記被輯錄成《自然辯證法》一書。
1883年3月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擔負了整理和發表馬克思的文獻遺產和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的重任，並寫了許多重要著作。經他整理的《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分別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1884年寫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闡明了階級產生的過程、國家的起源和實質。1888年寫了《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同黑格爾哲學和費爾巴哈哲學的關系，詳盡地闡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1889年親自參加了第二國際的建立，並指導它的活動，同其中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1891年初排除重重阻力，公開發表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給機會主義以沉重打擊。同年3月再版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並為它寫了導言。6月寫了《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1894年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工人黨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立場，寫了《法德農民問題》，闡述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1895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再版寫了導言，分析了在階級斗爭條件變化了的情況下工人運動的策略基礎。晚年給各國活動家寫了大量的書信，進一步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1895年8月5日在倫敦病逝。
列寧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功績，在於他們用科學的分析證明了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必然過渡到不再有人剝削人現象的共產主義」；「在於他們向各國無產者指出了無產者的作用、任務和使命就是首先起來同資本進行革命斗爭」（《列寧選集》第3卷第6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