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投資什麼比房地產強

㈠ 中國人為什麼喜歡投資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的經濟，其實就是一個投資過度的問題。在1997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的生產能力已經遠遠超過了消費水平和消費意願，不得不擴大出口消化我們的投資。為了消化存貨和生產能力，政府祭出了房地產和汽車。汽車是個消費品。房地產則屬性復雜，跟清代人買房置地沒有什麼兩樣。換句話說，政府鼓勵民眾個人投資來消化社會投資。既然房地產是最大的內需型產業，他的發展又帶動了新一輪的產業投資。當這個發動機全速發展時，整個社會的資源都要被他消耗掉，社會成本大大增加；當這個發動機停止的時候，整個產業體系頓時停頓，經濟風險大大提高。這是一個難題。更難的題在於換一個發動機。 陳志武說，中國企業投資，是中國市場沒有完善的企業信用，不信任其他企業，難以將自己的產業鏈外包。中國人投資，是中國沒有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不敢消費。擲地有聲啊。 我們談一個企業的商業模式，往往在於其主業的核心競爭力。比如戴爾，就是根據用戶定製電腦，突出的是個性化和成本、物流控制。沃爾瑪就是便宜，GE則是產業加金融，雙核發展。但是，現實是中國公司永遠都有投資沖動，做大，不考慮投資回報和資本回報，資本消耗永遠過多，資本永遠不夠。這一特徵使銀行的日子很好過（偷笑一下）。 做多，對公司的商業模式是一個夢魘。為什麼房地產公司都要去建五星級酒店，都要去做商業地產，甚至親自去辦百貨公司，為什麼要有自己的施工公司，自己的建材公司？更有甚者，還要去競購電視台？（沒有成功真是他的萬幸。）有一點，是這些公司想到的，就是想給自己的公司多置辦些固定資產----同樣還是買田置地式的思維。這一點上，老潘想得最透徹，放棄這個思維，去忽悠別人這個夢想。這就是老潘的商業模式，一招鮮就夠了。 做大，也是對商業模式的巨大考驗。萬科為什麼非要做一千億銷售額？為什麼要從一個優秀的公司變成一個大公司？萬科的快速擴張，正越來越多地陷入越來越多的漩渦。茅台為什麼要擴大產量到2萬噸？要知道，茅台的商業模式其實就是一個稀缺性，供貨越少，利潤越高。因為，大量的茅台要被收藏起來。如果茅台像可口可樂一樣賣，那他只能是可口可樂的價格，不會有可口可樂的市值。沒有人拿可樂收藏，很多人收藏茅台。可樂喝完了不會有記憶，下一分鍾還想再來一罐，茅台喝了呢保證你要美妙半天，幾天內不會再主動喝它。不能否認茅台是家好公司，但如果我擁有茅台公司，我的辦法是回購股票，保持品質，控制產量，減少資本支出。 中國的企業總是想做大，中國平安想買外國公司，發了一個1600億融資計劃。中國的公司，消耗了投資者的資本，帶來的是學費。美國的公司，消耗了投資者的資本，留下的是一場場的技術革命。這就是現實的差距。 遠離資本消耗型公司。

㈡ 陳志武：為什麼公立大學錢少，卻花重金搞體育

投入這么多隻是想拿個金牌榜第一位，只是在充大頭，實質都沒改變，美國依然是體育強國。投資這么多錢就為個金牌榜第一值得嗎？中國有多少貧困山區窮得連飯都吃不飽啊。你看看中國那些奪金項目是什麼（舉重，跳水，體操等）人家外國都沒多少人玩這些項目。試想一下，你平時會不會玩這些項目啊？這些錢投資了就是為個金牌，就是為了培養這一兩個冠軍，而我們這些平常的人連這些運動器材摸都沒摸過。而我們平時玩的最多的體育項目田徑，游泳，足球，籃球這些成績中國連一些非洲國家都不如，還談什麼體育強國（游泳津巴布葦1金3銀 田徑不用多說長跑項目都被人家壟斷了，足球奈及利亞闖進決賽）更諷刺的是，奈及利亞在全場90%中國球迷面前打出的標語（我們體操不行，我們乒乓球不行，但我們足球行）....
還有花這么多錢培養的運動員，你看看他們退役的年齡（30出頭就退役，有的20幾歲就退役）他們根本都沒那種對體育的執著。你看看人家老佩爾森42歲高齡跟中國乒乓軍團對抗了幾代運動員了。俄羅斯跳水名將薩烏丁，你看看那個馬拉松運動員38歲拿冠軍，還有很多很多。而中國軍團出過幾個這樣的人啊，幾乎都是拿了冠軍就退役（可能獎金夠他們花吧）
而美國隊聯邦政府是一分錢都不投資在運動員身上，但美國照樣能拿金牌，他們靠的是他們那些運動體制（大學體育聯盟和俱樂部）。大學為美國培養了很多冠軍，而中國的運動員有幾個是從大學出來啊。
而再看看俄羅斯軍團吧，一個沒落貴族，他們上世紀80，90年代的體壇霸主，而他們當時就是靠著這種金錢培養冠軍的模式令到他們拿到很多金牌。而這種模式現在瓦解了，只能靠一些傳統的項目勉強守住第三。而諷刺的是他們這種模式瓦解後，一些大眾化運動卻迅速崛起，足球歷史性殺進歐洲杯4強，籃球拿了歐錦賽冠軍。
美國代表團和俄羅斯代表團的例子說明，不要急功近利，培養群眾運動的興趣才是關鍵。拿這么幾塊金牌真的那麼重要嗎？我覺得能夠參與已經就是勝利了。
如果用這些錢搞科研，搞教育（12年義務教育）比花在培養個奧運冠軍身上更值得。

我不是在說運動員的問題，也不是領導者的問題，而是一個政策的問題。運動員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

㈢ 陳志武、許小年、郎咸平，這三個人誰的學術地位更高、社會影響會更大謝謝！

學術這個我還不敢確定，老狼很多東西說的都很對，但也有跑火車的時候，社會影響郎咸平毫無疑問第一。

㈣ 公司應該選擇在什麼地方上市

他念的本科和碩士專業都是計算機，1990年，陳志武成為耶魯大學的金融學博士。如今，他是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普納思經濟管理研究院聯合學術主席。 在潛心於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同時，陳志武教授與朋友一起創立了美國價值引擎公司和華爾街Zebra對沖基金公司，並擔任Zebra對沖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資經理。Zebra基金95%的操作，都是依靠陳志武教授研究出的數理模型來操作。 從2001年開始，陳志武教授開始關注中國經濟，並「以中國自己過去和現在的經歷或者數據為基礎的研究」，從文化和歷史中尋找靈感和論據，解讀各種「中國問題」，對房地產、人民幣升值、民間金融、城鄉差距等幾乎所有中國的熱點問題發表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不久前，陳志武教授在上海國家會計學院為來自金融領域的EMBA學生教授投資管理的課程。） 公司選擇在何地上市？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到境外上市，他們也同時面臨一個在什麼地方上市的問題。陳志武教授認為，選擇上市地點涉及到相關法律、上市成本、公司影響力以及投資者偏好等諸多要素，因此需要綜合各種要素來考慮。 一般來說，一個公司在上市所在國家的銷售額越大，那麼該公司在該國家的品牌知名度也就越高，該公司在該國股票市場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主要銷售額在境外的中國公司，也會選擇在境外上市。 其次，選擇在離自己文化和地理位置靠近的國家上市，該公司的股票表現會較好。例如那些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公司通常會選擇在美國上市。還有一個例子是在芬蘭，說瑞典語的人喜歡買那些公司CEO也說瑞典語的股票。 還有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美國上市的印度公司往往能夠溢價發行，而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往往是折價發行。陳志武教授認為，這是因為美國的投資者往往更信任和他們說同樣語言、並且法律制度比較相似的印度，而不是中國。 但這一個定律並非總是有效。例如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大約22倍），遠高於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國公司的平均市盈率（不到6倍）。陳志武教授解釋，這是因為和新加坡的投資者相比，美國的投資者更加了解中國市場。 如果該公司所處的行業恰好也是上市所在國（或地區）投資者比較熟悉的行業，這樣的股票往往會有不錯的表現。比如在香港上市的金融、房產和航運行業的股票表現較好，而高科技行業的股票則表現一般，因為香港的投資者對前者更熟悉。 一種新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公司傾向於在發達國家上市。1997年，80%的外資都投向發達國家。陳志武教授解釋說，這說明在任何國家都不能用武力保護海外資產後，投資者更願意把錢投向有法治、產權受保護的發達國家。 另外一種趨勢是，越來越多業績良好的內地民營企業跑到境外去上市，而且取得了比在內地上市更好的表現，並由此導致中國內地在境外上市的民營企業的經營業績普遍好於在內地上市的民營企業的經營業績。 市場透明度與股市動向 陳志武教授對市場透明度和股市動向的相關性的研究表明，市場透明度越高，那麼在該市場中股票向同一個方向走的概率越小，也就是說股票漲跌的相關度越低。一個成熟的市場往往是那些市場高度透明的國家和地區。 在一個市場透明度較低的市場，往往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在這樣的市場，那些業績不好的公司往往通過造假來獲得更好的股市表現，這將導致業績較好的公司選擇退市，後來市場上只存在業績較差的公司，最終導致市場關閉。 陳志武教授對1991年後中國股票向同一個方向走的比例做的研究表明（參見附表），中國股市在2000年的股票向同一個方向走的概率最低，在最近幾年呈上升趨勢。他解釋說，這意味著中國股市的市場透明度在最近幾年有下降趨勢。 陳志武教授舉例說，中國證監會在2002年後對上市公司處以罰款的數量和金額都在下降，同時上市公司對媒體訴訟並勝訴的數量卻在上升。陳志武教授解釋說，這從某個側面反映出媒體對上市公司的監督權利並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 陳志武教授認為，新聞報道並不一定對公司的股價有負面作用，恰恰相反，一個公司的媒體的曝光率往往和公司的股價成正相關性。一家公司在媒體中出現的頻率越高，這家公司的品牌價值就越高，該公司的股票價格和市盈率也就越高。與此同時，公司的形象廣告也能起到類似的效果。 其中最知名的例子是中海油。幾年前，為了上市，中海油做了大量的公司形象廣告，並且在媒體中頻頻曝光。一段時間下來，中海油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和中石化與中石油變得旗鼓相當，雖然中海油的規模比後兩者要小很多。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很多跨國公司喜歡在許多證券市場上市的主要原因。因為在該地市場上市能大大增加該公司在該國家媒體曝光的可能性，從而提高該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從而促進該品牌在該國家的銷售。

㈤ 你如何評價陳志武的《金融的邏輯》

《金融邏輯》這篇文章具有通俗的語言，還是有著獨到的觀點。總得看起來就像是一篇網路的文章，不像是一本經濟類的書籍。這本書總得來說並沒有什麼嚴謹的邏輯和知識體系。看完這本書，可能會有一種洗腦的感覺，有可能會刷新自己的三觀，改變自己對金融經濟的認識。

作者用朴實的語言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狀況，本書立足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並且涉及到了許多國外的經濟發展歷史。

對於我個人，在沒有看這本書之前，我覺得金融業界是上層人玩的游戲，對股票證券這類金融產品有著一種神秘感和三分敬畏。從這種層面上多少也反映了當代大學生的一種無知，更准確的來說是，我作為一個當代的大學生是多麼的無知，至少我能不能代表相當一部分大學生，這個論斷還需商榷。

㈥ 陳志武 中國政府的規模究竟有多大

中國的.6萬億元資產財富中，只有27.6萬億是民間私人的，剩下的88萬億屬國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國GDP和資產價值都上升10%，那麼，老百姓從資產升值中得到2.76萬億元，而政府能得到8.8萬億元。政府從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產財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額，是民間的三倍。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資產升值難以帶來消費的財富效應、資產升值帶動不了太多的內需增長的原因。

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增加了31%，達到5.1萬億元，佔GDP的21%，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億農民的純收入。也就是說，政府一年花的錢等於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一年可以花的錢。政府要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養，當然很龐大。這里，我們不妨從幾個不同角度來把握其「大小」。

跟歷史比，跟美國比

相對帝制時期的政府規模如何？既然中國今日又逢盛世，我們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時期作為一個參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財政稅收為4937萬兩銀子。在1760年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對當時的北京、廣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費做過細致調查，據其歷史檔案，那時一個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約為24兩銀子(每月2兩左右)。這樣，4937萬兩銀子相當於205萬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萬個北京人的收入就夠供養盛世時期的乾隆政府，那當然是小政府。我們或可說當時中國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為標准，降低了為供養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數。但是，那時的全國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屬全國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實行了國有制計劃經濟之後，北京的相對人均收入才開始飆升，把全國其他地方甩在身後。退一步講，即使乾隆時期全國城鎮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麼，朝廷歲入也只是410萬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開支，無法相提並論。
也許我們會說，今天任何國家的政府規模都不能跟過去的做直接比較，因為傳統農業經濟對政府的依賴度低，而現代經濟的交易復雜性特別高，所以，離不開政府在安全和產權與契約保障方面的支持。沒有政府保護產權、維護契約權益，就難以有現代經濟。這當然有道理。按照這個思路推下去，美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參照系，因為美國的金融證券市場、知識產權市場以及其他現代產業在全球來說最發達，此外，它還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職能應該不低於任何其他國家。在社會福利支持上，美國也不亞於西歐。
然而，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稅收為2.4萬億美元，佔GDP的18%，相當於8500萬普通美國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說，為了支持美國政府的開支，需要8500萬美國人的可支配收入，這當然遠比中國政府的開支需要3.7億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國有5.4億城鎮居民、8億農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間的可支配收入總共為10.7萬億元。也就是說，5.1萬億元的政府財政稅收約等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額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國民間的可支配收入總量為8.4萬億美元，2.4萬億美元的政府財政稅收相當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見，我們的政府規模相對遠大於美國政府。

政府規模是如何變遷的？

過去30年裡，中國的政府規模並非一開始就這么大。如果說「小政府、大社會」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麼，1978－1995年間確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國家財政稅收相當於3.3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億農民的純收入。那時的政府也不小，這就是為什麼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時的政府畢竟要負責城市人從搖籃到墳墓方方面面的生活開支，所以，政府當然大。
隨著改革的進行，到1985年，財政稅收相當於2.7億城鎮居民、5億農民的純收入。到1995年，財政稅收相當於1.46億城鎮居民、3.9億農民的純收入。1.46億城鎮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開支，政府還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裡「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從根本上逆轉了頭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稅權下放，從中央到省、到地方、到縣和鄉，每級只要求下一級在每項稅種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稅收，剩下的許可權就留給下級政府。從表面看，稅權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統一掌權，是件好事，會給地方更多發展經濟的激勵。只不過，當時好心的改革設計者沒想到或不願意想到，在沒有實質性權力制約的體系下，特別是在新加稅種的權力不在立法機構而是在行政部門的國情下，把稅權下放等於是為各級政府隨意加稅大開綠燈，國民沒有正式途徑對隨意增加的稅負表達意見。
經常有人說，在別國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國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中國沒有對征稅權的根本性約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於有沒有對權力的制約上。
1995年後財政稅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財政稅收相當於2.8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億農民的純收入。隨後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稅，到2007年，政府的財政稅收已經遠遠超改革開放初1978年時的規模，達到歷史「最大」規模。
我們也可以把政府、城鎮居民、農民看成中國的三大群體。那麼，在改革開放的成果中，哪個群體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裡，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去掉通貨膨脹率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這期間，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0.2%。圖三給出三個群體的累計收入增長情況。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遠高於GDP的速度在增長，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次之，農民的收入增長最慢，速度遠低於GDP的增速。從1995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長1.2倍。

財政稅收之外

不過，上面的計算只反映了政府總收入的一部分，還有預算外的政府收入、資產增值和資產性收入並不在其內。也就是說，財政稅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見」的收入部分。實際上，隨著中國經濟這些年的高速發展，政府作為中國最大的資產所有者，其擁有的國有企業資產、公有土地以及礦產資源的增值比財政稅收更大、增長速度更快。
到2006年，國有土地的總價值大約為50萬億元。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2007年8月《求是》雜志上談到，到2006年底，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平均每家資產為2.4億元，所有國企資產加在一起值29萬億元。也就是說，2006年底，國有土地加國有企業的總價值為79萬億元。去年，中國GDP增長11.4%，假設土地和國有資產以同樣於GDP的增速升值(資產升值速度一般高於GDP)，這意味國有資產去年增值9萬億，比財政稅收的5.1萬億多80%。
2007年，國有企業的總利潤為1.6萬億元。因此，去年國家資產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萬億元。
把國家的資產性可支配收入和財政稅收的5.1萬億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總收入是15.7萬億元，這等於11.4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億農民的純收入。

中美民間財富結構對比

當然中國家庭也持有財富，包括房地產、企業股權、金融證券、銀行儲蓄等等，只不過主要是城鎮居民有這些，農民沒有土地、也沒有太多儲蓄，他們的財富很少。據發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國城鎮居民的總資產價值為20.6萬億。如果過去兩年均按略高於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麼，到去年底，全國居民資產為27.6萬億元，不到價值為88萬億的國有資產與國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國民間資產加國有資產共115.6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國政府基本沒有生產性資產，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國私人家庭資產的總值為73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5.4倍，比中國的總資產與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國資產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資產流動性越大，其資本價值就越高。但兩國的總資產與GDP之比，大致相當。
可是，在兩國，財富在民間和政府之間的分享結構截然不同。在中國，多於76%的資產由政府擁有，民間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資產。而在美國，其資產基本都在民間個人和家庭手中。這兩種不同的財富持有結構會帶來什麼差別呢？
其差別表現在很多方面，包括經濟增長模式、產業結構、法治發展上，等等。這里，讓我們集中看看，這種結構對國家和民間在財富賽跑上有什麼影響。
美國家庭資產的73萬億美元中，有近35萬億來自過去十年的資產增值，而從勞動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計儲蓄的才1.5萬億美元。所以，美國人的財富增長基本靠資產升值，而由勞動等所得的非資產性可支配收入(去年為8.4萬億美元)基本全部花掉，這既是為什麼美國的儲蓄率現在為-1%，也是為什麼美國的內需這么強盛。好在美國的資產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國人能夠只靠資產升值來使自己的財富水平上升。
中國的115.6萬億元資產財富中，只有27.6萬億是民間私人的，剩下的88萬億屬國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國GDP和資產價值都上升10%，那麼，老百姓從資產升值中得到2.76萬億元，而政府能得到8.8萬億元。政府從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產財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額，是民間的三倍。
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資產升值難以帶來消費的財富效應、資產升值帶動不了太多的內需增長的原因。

國家的錢花到哪裡了？

按照上面談到的，去年政府財政稅收5.1萬億，國有資產與土地升值至少9萬億，國有企業的總利潤為1.6萬億元，政府總共有15.7萬億的收入可以花，這些錢花在哪裡了？如果政府把錢花在民生上，那不是從相當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嗎？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這些錢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這兩種安排會有大的區別嗎？按照許多主張政府要推出各種名目稅收的人的說法，通過稅收和國有資產，政府能夠實現「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實際真的如此嗎？
據財政部長謝旭人介紹，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相當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沒有國有經濟的美國，去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當於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許多人說，中國還處於發展中階段，所以沒法跟美國以及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比。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美國去年的財政稅收僅佔GDP的18%，而中國5.1萬億元財政收入佔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國企收入和國有資產增值，僅財政稅收，中國政府的相對收入就高於美國，沒有理由在民生上的開支比例低於美國。中國政府不是沒有錢花，而是沒有對財政預算過程的實質監督，以至於政府錢多後更傾向於在形象工程、政府辦公大樓上浪費，在高資源消耗、高環境污染又不創造就業的工業項目上投資，也當然為腐敗提供了溫床。
正因為中國太多的收入和資產財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將更多收入、更多資產由私人去消費、去投資，使跟民生貼近的服務業難以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第三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從哪裡來？
既然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從次級按揭貸款危機中走出來，而給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稅，把錢退給納稅人自己去花，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把一些稅收、國企利潤、國有資產增值退回給中國家庭呢？比如，也給他們寄去匯票。國民們也該直接分享一點國企的紅利了。當然，最好是把許多國有企業資產民營化、把土地還給農民，因為這些本來就是國民自己的

㈦ 陳志武：我為什麼主張國退民進

美國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危機以來，不管在美國，還是在中國，或其他國家，都打開了政府幹預經濟的閥門。政府以解救危機的名義介入經濟活動，大舉干預市場。一場「國進民退」的運動正如火如荼。我想提醒的是，國家持有太多資產、控制太多經濟資源、對行業准入進行審批、對企業經營進行干預和管制，除了帶來一些遠期經濟上的消極後果外，還會對憲政法治帶來深遠的影響。國有企業的存在威脅法治精神、破壞規則的公平性，因為在法律、規則和政策面前，國企和民企是不平等的。
如果去了解一下近現代史，我們就可以發現，凡是有過公有制歷史的國家，憲政都不是它們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徵，比如前蘇聯、前東歐、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相比之下，那些憲政法治比較可靠的國家都是私有制國家。為什麼？這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當然，我並不是說私有制會必然導致憲政法治，私有制不是憲政法治的充分條件，但是必要條件，國有制或公有制必然會導致憲政法治的缺失。為什麼會這樣呢？
國有制之下沒有真正的平等競爭
除了看到前國有經濟國家的經歷之外，我們還可以從一個更大樣本、更一般層面上，看國有經濟對憲政法治的影響。我運用新政治經濟學的量化方法，按照從1970到1991年每個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投資佔GDP的比重，把64個國家分成三個等份組。結果，我發現，國有企業投資佔GDP比重越高的國家，其法治指數就越低，憲政水平越低。在搜集的72個國家的數據里，我發現，政府開支佔GDP的比例越高，法治水平就越低。用我們的話來說，政府越窮的國家裡，法治水平越高。一國的憲政法治水平與其政府可以花費的收入成反比！在這72個國家裡，我還發現，政府開支相對GDP的比重越高，腐敗越嚴重。這也很好理解：如果政府沒有錢，即使官員們想腐敗，也腐敗不起來，沒有讓腐敗滋生的基礎。
這種基於大樣本的數據統計方法，比起單純的案例分析方法來，更有它的科學性。但是，大樣本數據分析方法也有一個問題，就是讓人感覺太抽象。到底法治水平跟國有經濟比重的負相關關系，是一種統計上的偶然呢？還是有理論上的必然性？如果其因果關系並非偶然，那麼其傳導機制又是如何的？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什麼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跟民有企業（民營企業）有什麼不同？國有企業跟民有企業最大的不同是：國企背後的股東是國家，或者說廣義上的政府。國傢具有我們普通人或私營企業沒有的優勢：國家包括議會，有權修改法律。如果國家覺得某個規則對國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規則，使國企處於優勢地位。此外，國家還有解釋法律的權力、司法權力和行政執法的權力。如果一個公司背後的股東擁有立法權、法律解釋權、司法權、執法權以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那麼，這個公司怎麼可能會和沒有國家背景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呢？它怎麼可能跟私人、民企平等？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企業是國有或私有關系不大，更重要的是看經濟是市場經濟還是非市場經濟；他們說，只要市場的邏輯得到尊重，只要市場規則對國企、民企都一致，所有權屬國家，還是私人，並不重要。我要說，問題就出在這里，國企和民企從一出生，起點就不平等：以國有經濟唱主角的國家，不可能是市場經濟國家。市場經濟的第一原則就是自由選擇，是規則對所有參與者平等。但是，因為國有企業的股東是國家，這就使國有企業在法律面前比民有企業更為優越。非國有企業、私人企業無法在法律和強制力面前與國企平等。一個國家如果採用國有制，長此以往，即使起初是法治，也會慢慢腐蝕蛻變~

㈧ 人們對陳志武的評價

他是一個黃皮膚的美國人。記住，是美國人。
所以他並不是漢奸，而是一個服務美專國利益的小馬仔屬。美國人把他包裝成耶魯大學終身教授，讓他來中國收集情報，忽悠民眾，鼓吹開放金融市場，土地私有化等等。
基本上，公知、帶路黨之類的，尤其是黃皮膚的，當然是拿著美國各種基金會的錢為美國服務，再利用國人的同鄉同族心裡到處忽悠騙錢，兩頭賺。
中國人是必須要把陳志武的言論扔進垃圾桶的。當然，把陳志武這個人扔進垃圾桶是不文明了點，但丟進黃河裡洗一洗倒是可以的，哈哈。

㈨ 堪培拉居民喜歡投資什麼樣的房產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的經濟，其實就是一個投資過度的問題。在1997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的生產能力已經遠遠超過了消費水平和消費意願，不得不擴大出口消化我們的投資。為了消化存貨和生產能力，政府祭出了房地產和汽車。汽車是個消費品。房地產則屬性復雜，跟清代人買房置地沒有什麼兩樣。換句話說，政府鼓勵民眾個人投資來消化社會投資。既然房地產是最大的內需型產業，他的發展又帶動了新一輪的產業投資。當這個發動機全速發展時，整個社會的資源都要被他消耗掉，社會成本大大增加；當這個發動機停止的時候，整個產業體系頓時停頓，經濟風險大大提高。這是一個難題。更難的題在於換一個發動機。陳志武說，中國企業投資，是中國市場沒有完善的企業信用，不信任其他企業，難以將自己的產業鏈外包。中國人投資，是中國沒有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不敢消費。擲地有聲啊。我們談一個企業的商業模式，往往在於其主業的核心競爭力。比如戴爾，就是根據用戶定製電腦，突出的是個性化和成本、物流控制。沃爾瑪就是便宜，GE則是產業加金融，雙核發展。但是，現實是中國公司永遠都有投資沖動，做大，不考慮投資回報和資本回報，資本消耗永遠過多，資本永遠不夠。這一特徵使銀行的日子很好過（偷笑一下）。做多，對公司的商業模式是一個夢魘。為什麼房地產公司都要去建五星級酒店，都要去做商業地產，甚至親自去辦百貨公司，為什麼要有自己的施工公司，自己的建材公司？更有甚者，還要去競購電視台？（沒有成功真是他的萬幸。）有一點，是這些公司想到的，就是想給自己的公司多置辦些固定資產----同樣還是買田置地式的思維。這一點上，老潘想得最透徹，放棄這個思維，去忽悠別人這個夢想。這就是老潘的商業模式，一招鮮就夠了。做大，也是對商業模式的巨大考驗。萬科為什麼非要做一千億銷售額？為什麼要從一個優秀的公司變成一個大公司？萬科的快速擴張，正越來越多地陷入越來越多的漩渦。茅台為什麼要擴大產量到2萬噸？要知道，茅台的商業模式其實就是一個稀缺性，供貨越少，利潤越高。因為，大量的茅台要被收藏起來。如果茅台像可口可樂一樣賣，那他只能是可口可樂的價格，不會有可口可樂的市值。沒有人拿可樂收藏，很多人收藏茅台。可樂喝完了不會有記憶，下一分鍾還想再來一罐，茅台喝了呢保證你要美妙半天，幾天內不會再主動喝它。旦鄲測肝爻菲詫十超姜不能否認茅台是家好公司，但如果我擁有茅台公司，我的辦法是回購股票，保持品質，控制產量，減少資本支出。中國的企業總是想做大，中國平安想買外國公司，發了一個1600億融資計劃。中國的公司，消耗了投資者的資本，帶來的是學費。美國的公司，消耗了投資者的資本，留下的是一場場的技術革命。這就是現實的差距。遠離資本消耗型公司。

㈩ 陳志武的學術論著

我們的政府有多大？
於建嶸對話陳志武：把土地還給農民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於民營企業
中國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時候
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調整
市場經濟是個人解放的必由之路
什麼使「三農」問題惡化？
國有制為何抑制民間消費和投資？
再談西方崛起靠的不是掠奪
商業化發展將繼續轉型中國社會
房產市場調控的是與非
從依賴親情和友情轉變到依賴市場後，中國的錢當然更多
回歸十周年看香港的過去與未來
中國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
中國為什麼需要民主？
現在錢的確多
「數」說「改革開放」165年
資本全球化的奇跡
大國崛起：面向全球的中國
農村土地私有化後結果不會比現在糟
國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進平衡發展嗎？
印度比中國強在哪裡？
什麼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核心精神？
反思高利貸與民間金融
解讀經濟學在中國的現狀——經濟學與媒體是如何互動發展的？
不能以房產調控名義攝取私人產權
中國經濟前景為何離不開新聞自由？
全球化下的中國選擇：「單極」還是「多極」秩序？
從訴訟案例看媒體言論的法律困境
進一步私有化才能實現「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跨國產權秩序歷史變遷及對中國的啟示
私人產權是「以人為本」的核心基礎
中國跨國公司如何「跨國」
中國人為何勤勞卻不富有？
以楊小凱的思路理解產權保護
如何改變民企股在香港的遭遇？
農業發展的極限
從世界變遷談中國的崛起
立法，立法，再立法
「武打」、法治與經濟秩序
單極秩序對中國經濟發展最有利
讓證券市場孕育中產階級
證券市場需要更多制度資本
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狀況
中國歷史上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
儒家「孝道」文化的終結與中國金融業的興起
對儒家文化的金融學反思
治國的金融之道
代議制與市場：劃分四類國家——收入機會的政治經濟學
財富是怎樣產生的？
過時的「地大物博」財富觀
中國十幾年的股市奇跡
誰來監督「監管委員會」中國會計師的困境
金融技術、經濟增長與文化
金融創新的社會環境
陳志武做客搜狐經濟學人論壇：產權保護是一種極微妙的社會狀態。
2008年出版《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非理性亢奮》。
2009年出版《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最新影像版、《金融的邏輯》、《24堂財富課》。
2010年目前已出版《陳志武說中國經濟》。